秋风吹过，黄绿相间的田野抖出淡淡稻香。水稻即将收获，“80后”新农人魏巧忍不住往田里跑。她预判今年的收成：“无人机撒肥提高了精准度，加上水肥一体化管理改善和天气原因，估计能增产10%以上。”

　　打小，母亲就带她学琴。小魏巧怎么也想不到，长大后没走上母亲希望的“艺术道路”，反倒与种地的父亲“殊途同归”。

　　她和丈夫孙振中一种就是2万多亩。今年全国期间，这位“80后”新农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讲述自己“科技种大田”的故事。“2万多亩，在南方面积是不小的。这样机械可以施展，可以搞现代设施农业。”习总肯定道，“像魏巧这样的同志到农村去，很好！”

　　6年前，魏巧和孙振中分别辞去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工作，来到江苏镇江市镇江新区，接过父亲魏云烽的接力棒，转型成为“田秀才”。

　　在江苏镇江市镇江新区，魏巧夫妇流转种植的万亩农田即将迎来丰收。魏巧估计，今年能增产10％以上（2023年10月摄）。受访者供图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在人均耕地不足1亩的江苏，像魏巧这类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或耕种加服务“万亩粮田”的案例，从苏北到苏中乃至苏南的田野，正在不断出现，成为值得高度关注的农业现代化新动向。

　　“万亩粮田”的种植格局如何形成？怎么种？产量、效益如何？多大面积算是适度规模？大户如何带动小户……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在不同季节，下苏南上苏北进苏中，踩田埂访农户看粮仓，探寻答案。

　　走进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润果）的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像平整的地毯。再过一阵，这片田就要迎来收割季。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分管农业的副局长葛欣鹏介绍，润果在当地流转的1.8万亩农田，原本分属84个村民小组的1.8万户农民。

　　20世纪80年代起，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农民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一些城郊出现农田抛荒现象。

　　2010年开始，镇江新区试点“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在尊重农愿前提下开展“双置换”，即以“承包权换流转费”“经营权换保障”等方式，鼓励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统一委托给政府国资平台公司后，像润果这样的农业经营主体再与平台公司签订流转合同。

　　润果以每年每亩750元的租金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直至202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此外，润果还在苏州承包了5000亩农田种粮。

　　“如今，镇江新区10万亩耕地中，只有约1000亩土地由小农户分散耕种，其余的由80个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葛欣鹏说，其中耕种面积最大的就是润果。

　　在距离镇江新区100多公里的南京市浦口区，众鑫丽种植专业合作社（下称众鑫丽合作社）也耕种着上万亩农田。和润果不同的是，这些地是由32个成员“凑”成的。

　　其中4200多亩的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由众鑫丽合作社4个成员共同经营。这里原本规划是沿江工业园区，已经实施了征地拆迁。2021年，为了保障耕地面积、粮食安全和生态，浦口区政府“忍痛”将其复垦整理为高标准农田。

　　望着眼前这块“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好田，众鑫丽合作社理事长邵名文坦言，自己一度还看不上这块地。

　　如今经过平整，零散田连成片，还新增2000余亩，引来邵名文和同伴以每年每亩1000元的价格，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塘社区和滨江社区竞标流转了这块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邵名文望着即将收割的成片水稻说，小田变大田，农机有了用武之地，才能谈得上农业现代化。

　　事实上，当初竞标时，众鑫丽合作社出价并非最高。这位种地30多年的“老把式”透露，评审团队看中的是他们愿意踏踏实实种地的“初心”。

　　与众鑫丽合作社自己动手“合种”不同，位于苏南常熟市海虞镇的虞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下称虞盛合作社），主要是开展重点环节的种植社会化服务，其覆盖面积超过1.2万亩耕地，既包括合作社自己的地，也包括其他种粮户的。常熟人均耕地不多，土地分散，一些种粮意愿不高的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年每亩900元的价格流转给合作社。

　　在苏北的宿迁，子民家庭农场（下称子民农场）参与耕种了1万亩农田，其中流转了3000亩自种，为他人提供农机种植服务的有7000亩。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分析，江苏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可以就地进入二三产，对土地没有太大的依赖，这为“万亩粮田”种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农场规模扩大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我国规模种植的形成，是一些小农户耕种意愿不强烈、地方政府支持土地流转、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等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说。

　　“以前每个人数的结果都不同，甚至一块田今天干了什么农活，明天需要安排做什么，有没有重复，也是混乱的。”魏巧回忆。

　　如今，她种的每一块田，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精准记录和追溯每块田的农事作业。凭借二维码背后的农田数字化技术，现在一个人已经可以管护300亩到500亩农田。“扫码耕种”万亩粮田已经成为现实。

　　这归功于2017年底魏巧申报的国家级大型数字化农业建设试点项目，把自然地理信息技术应用到农田里。

　　她算了一笔账：得益于数字化农场技术，和传统种植相比，现在用工减少四成，农药减少两成，亩均效益反倒增加近三成。

　　在她看来，未来数字化农场建设要以应用场景为导向，科技落地农田要兼顾效益和效率，要让老百姓轻松种田、节约成本，这样的数字化农业才有推广意义。

　　为此，她建议将基本土地平整度和适宜机械化程度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考核指标，将智慧灌溉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畴，为数字化农业进一步铺平道路。

　　当选为十四届全国代表后，魏巧经常围绕“科技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与相关领域的行家交流技术应用。

　　她认为，农业科技应该采取“拿来主义”，把来自航天、电力、土壤、数字化等多个领域的科技成果整合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我们闭门造车的成果，在行家看来可能连敲门砖算不上。”

　　在兰花塘高标准农田，远程虫情情报系统和远程气象监测站，看起来虽不起眼，采集到的数据却让邵名文和合作伙伴有了“天眼”，能预知天气，监测土壤墒情和虫害信息。

　　邵名文告诉记者，这得益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团队的无人农场技术。赵院士还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和智能化的农机监控终端，研发了全流程集成式智慧农业系统，农机在田里作业时，位置、数量、效率，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紧挨着有“农业硅谷”之称的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在此开展研究的赵春江、张洪程和沈其荣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各展其能为这块复垦的“生地”注入“黑科技”，兰花塘高标准农田现代化耕作有了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持。

　　“赵院士为我们实现农业信息化，张院士通过看天、看地、看苗就能精准诊断苗情，沈院士为我们精准提供配方肥。”邵名文笑着说，一田三院士，使这块复垦田第一年就获得好收成。水稻亩产从过去的平均450公斤，涨到如今的650公斤以上。去年的一块田，甚至最高亩产达707公斤。

　　“兰花塘处于长江沿江圩区，一怕涝二怕旱，如今有了科技支撑，在手机上就能精准操作农田的灌溉和排水。”这样的场景，邵名文过去想都不敢想。

　　他回忆，土地集中成片之前，机耕道很窄，两边还种了树，农机下不了田，很多农活还是只能靠肩挑背抬，经常误了农时。

　　“现在小田变大田，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旱能灌涝能排，旱涝保收。过去十个人半个月干的活儿，现在四五个人两天就干完了，效率大幅提高。”如今，邵名文自家的10台农机都能在大田里“大展拳脚”。

　　“农业现代化就是过去1000个人干的活，现在10个人就能干完。”邵名文这样回答记者“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的提问。在他心目中，兰花塘高标准农田已经是农业现代化的模样。

　　与一般合作社不同，众鑫丽合作社是大户之间的“强强联合”，不同成员负责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出农机或出服务，社员要优先完成合作社内的农事。

　　为合作社成员育秧的邵名文“炫耀”自己的技术：“和过去在水田里育秧不同，我们的流水线设备和硬地化育秧技术能够在水泥地上育秧。合作社1万亩所需的秧苗，3条流水线半个月就能育好。”

　　从育苗、插秧、管理，到收割、烘干和仓储，田野上正在发生一场农业生产力飞跃。如今农田里，弯腰劳作的身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忙碌的农机和无人机。邵名文介绍，合作社一对“90后”“飞手”夫妻，光为社员提供无人机施肥服务，每年收入50万元。

　　“开着小车到田间，穿着皮鞋去种田。”在兰花塘高标准农田采访时，邵名文的儿子邵立昌插话，“荷锄牵牛的赤脚庄稼汉在我们这里已经是过去式。”

　　让这位“90后”印象深刻的是，收割下来的新稻还没脱粒，就储存进了空调房。“我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日子过得不如新稻。”邵立昌开玩笑说。

　　“农业没有这些冷链设施，就像高速公路没有服务区，谁也不敢上。”刘飞形象地比喻，“冷链不仅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延长保质期，还能错峰销售增加附加值。”

　　大规模种植往往需要大型机械设备投入，而这些大型机械因为使用时间短，单位使用时间的成本高，江苏的许多农业经营主体在购买大型农机时，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支持。

　　早在2014年底，魏巧和丈夫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希望你们能回来接我的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我们过去在农村调研时就发现，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未来谁来种地成为问题。”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每次看到年迈的父亲在田里开拖拉机，魏巧心里不是滋味。

　　初出实验室的夫妻俩本想给农民做示范，没想到第一个农忙季就把自己累得够呛。最初被嘲笑是“纸上谈兵”的两人，虚心向“老把式”们学习从种到收的田间管理技术后，开始琢磨在农田里用上无人驾驶、遥感数据等现代化技术，改经验种田为科技种田，把过去的苦差事变成坐在办公室点鼠标的轻松活。

　　邵立昌最初也觉得种田太苦，没想到如今也子承父业。这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原本是南京一家酒店的营销总监，时尚的发型、笔挺的西装曾是日常标配。

　　两年前，收入锐减的邵立昌靠业余帮父亲卖米，一个月就挣了过去一年的工资。再后来，尝到甜头的他索性辞去酒店工作，成为一名会种田、能卖米的新农人。

　　“过去开着拖拉机卖米，一年最多卖2万斤。现在有了品牌和固定销售渠道，卖的量是过去的100倍，今年可能要变成200倍。”在合作社负责电商销售的邵立昌自信满满。

　　1000斤水稻可加工成700斤大米，水稻一斤卖1.3元左右，而大米每斤卖5元到6元。邵立昌卖的“名文大米”有15个系列，最贵的每斤28元。

　　他对比说，现在卖米收入是过去卖稻的3倍左右。接下来，父子俩打算提高卖米的比例，逐步实现“不卖一粒稻谷”。

　　“未来还可以多开发一些附加值更高的稻米衍生产品，比如米线、米糕、炒米、寿司大米等。”刘飞告诉记者，兰花塘高标准农田还在发展农旅融合，打造水稻公园、都市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