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王家卫十年磨一剑精心打造的首部电视剧，烈火烹油、肝胆相照，机关算尽、食尽鸟投林……应有尽有，正是“繁花迷人眼，落尽现风流”。雾里看花，要想讲清楚《繁花》并不容易。

　　虽然服化道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时代本身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因此无法等同于书写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沉浮的年代剧；

　　虽然有商战，但无论黄河路老板娘的地盘之战，还是几股势力抢订单、争上市、炒股价，在其他商战剧的映衬下，布局和谋略都只是点到为止；

　　虽然阿宝在爷叔的帮扶下，如同男频爽剧中的主角，一路升级打怪成为宝总，但他的人生也不是一爽到底，曲终人散，到底还是做回了阿宝。

　　《繁花》实在很难被定义或归类。它既带有王家卫电影鲜明的艺术风格，精致、唯美、深入人物复杂情感、有形而上的总体性思考，又呈现出以往作品所没有的对市场以及观众欣赏趣味的明显考虑。

　　观赏门槛不能说没有，人物众多、台词密集、大量错位剪辑，但剧情完整、细节充实，哪怕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也要交代清爽，有反目狗血、有胜败反转，有逆风翻盘，亦见女性独立。两种特质的交融，使得剧作从播出到完结，经历了从口碑分化到好评如潮。的确，只要传花度柳进入这繁花之境，终会慢慢体味出那独一味的好。

　　电视剧《繁花》改编自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同名长篇小说，说是改编，却只是保留一部分原作人物名字，另起炉灶重新讲述了一段上海传奇。对于这样的处理，原著粉或许会感到不满，但就改编策略而言，并无不妥。

　　且不论原著小说语言精到、人物繁多、支线纵横，影视转化难度极高，相比像与不像，文学作品影视改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把握原著的内在主旨和神韵，因此，好的改编作品绝不是简单照搬人物、情节，而是编导以影像的方式对原著做出独到的解读。

　　小说《繁花》开篇首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道不尽的低回婉转，留有一缕张爱玲的苍凉余韵；电视剧《繁花》特设引子，请出作者本尊，待其讲出此点睛之句后，整个故事笼上了同样色调，进而，借由阿宝的讲述缓缓展开。

　　和张爱玲喜欢参差对照一样，王家卫在《繁花》里也设置了多组对照。洋派、理性的黄浦江是面子，市井、人情味的苏州河是里子；发迹、逐利的宝总是面子，念旧、重情义的陶陶是里子；叱咤商场的宝总是面子，稳妥老到的爷叔是里子；黄河路是面子，牯岭路是里子；至真园是面子，夜东京是里子；汪小姐是面子，金科长是里子；金科长是面子，爷叔是里子；外滩27号外贸公司是面子，和平饭店72号房间是里子……一组组对照相映成辉，或许换个角度又互为底色，万花筒般折射出上海的时代风流。

　　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繁花》也可以说王家卫是面子，金宇澄是里子。茅盾文学奖授奖词评价小说《繁花》，“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王家卫解读小说“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从电视剧的改编看，这一贯穿全剧的理解无疑延续了小说的内在精神。而连接小说与电视剧的共通点之一，就是作家和导演都钟爱的留白。

　　小说里有一千多处“不响”，一人开口一人搭腔，突然出现片刻的沉默，“凡是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只好不响，于人于己留出余地，体现出上海风度，也为庸常的世俗生活留出神性的余韵空间——正如小说《繁花》引用过的穆旦诗句，“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王家卫懂得“不响”，认为“它是一种留白，是一个创作者的态度，我只能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不响是金老师的密码，也是我改编这本书的密码”。具体到剧作里，“响”是阿宝一干人等的来路去处，“不响”是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敛情感；“响”是密集的对话，“不响”是非线性叙述的时空交错。

　　三十集的长度，有改革开放上海勇立潮头大全景式的“面”，有旁逸斜出又不离本纲1993年前后宝总人生经历的“线”，还有放大细节讲日常穿衣吃饭的“点”，点线面结合、详略搭配得当。响包含不响，不响亦是余音袅袅表明态度的响，两位大家出招接招，留白处见功力。

　　为有情男女设置种种障碍，是诸多电视剧引发共鸣屡试不爽的编剧法宝，《繁花》中不仅出现“单相思大楼”，最教人喟叹的“意难平”居然有四次之多，分别对应了从阿宝到宝总的四段情感。阿宝心里放不下初恋雪芝，为赌气也为争取感情，拜师爷叔，一步步成为宝总，心里记挂着一个又一个的十年之约，对其他女子就算有过心动，也只好装聋作哑。伊对感情的邀约，统统“不响”。

　　玲子和汪小姐都是阿宝的患难之交，相识于微时。玲子像妻子，骄横之爱的忠心义气带给他安全感；汪小姐像恋人，娇憨之爱的同甘共苦带给他成就感；李李是宝总时期的闯入者，像神秘莫测的情人，两人从不说爱，却又惺惺相惜。

　　他和她们之间都有生意，送夜东京，送凯迪拉克，送六只手提箱的钞票，又说“这笔账算不清爽”，“排骨和年糕，从来勿是生意”，明明笑着和陶陶打牌，却被好友一眼看穿心底的不舍与悲伤。宝总藏在精明算计背后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最终止步于生意和朋友。而这，正是阿宝不愿在心有所属的情况下另起一行的为人原则。

　　《繁花》众人，命运跌宕暂且不论，情感上，大多是失意者。这一点倒是延续了王家卫电影谱系中的人物设定，和周慕云、苏丽珍、旭仔、阿菲等人一样，他们都是孤独的现代人，同时也是大都市的游荡者。

　　值得注意的是，王家卫电影中困于自我、喃喃自语倾诉心事的独白，在《繁花》中被置换成胡歌对于南方讲话、第一只股票发行、证券交易所开业等时代重要经济事件的介绍。正如剧作开场，整部电视剧宛若胡歌讲给金宇澄拜托他撰写的故事，那一刻，他是阿宝也是宝总，而面向时代的独白，以及剧情转场多次出现的黄浦江景，揭示了电视剧《繁花》的秘密——商海沉浮是面子，上海想象是里子。

　　独白之外，王家卫电影往往呈现出一种对时间的把玩，不仅在台词中强调精确到秒的时间，更偏爱打破时空规律的非线性叙事，以时间的流逝表达人物的宿命感、片刻情绪和上帝视角中的历史感。《繁花》的叙述结构同样延续了这一特征，同时放大了时间的叙述功能，也更突出了这一段上海传奇的时代感。

　　此外，电视剧还延续了王家卫电影对空间的关注。剧中出现的黄河路、进贤路、西康路、南京路、乍浦路、牯岭路和外滩，都负载了上海精神不同面向的鲜活经验，构成了上海想象的空间基础。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多次往返沪港，在电影中数次追忆上海的王家卫，无疑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而沪港两地的文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互为面子、里子。有人说《繁花》是王家卫写给上海的一封情书、一首诗，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在《繁花》中找寻出王家卫电影中的香港意象。

　　比如汪小姐和魏总创业初期的第一间办公室，就坐落在类似《重庆森林》重庆大厦鱼龙混杂的大楼里，宝总在和平饭店长包的英国套房未尝没有《2046》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影子，玲子身上有《花样年华》潘迪华的“瓜拉松脆”，李李的神秘冷峻神似《重庆森林》里林青霞扮演的女杀手……

　　有意思的是，以上这些讲述香港故事的影片，又实实在在有个“上海”，心底回忆般影影绰绰徘徊不去，因而《繁花》中零碎的香港趣味实为“上海”影子的影子。王家卫念兹在兹的上海，在电视剧《繁花》中，不仅体现在沪普、上海方言的运用，不断出现的地标建筑，以及诸如咖啡、西装、石库门、外滩等早已进入大众文化，成为小资、、浪漫、世纪末、时尚等等多重符号的意象，更体现在具象了小说《繁花》中市民阶层的市井生活。

　　作为王家卫北上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繁花》的上海想象，不同于讲述改革开放家国命运的宏大叙述，也不同于一味追求戏剧性的年代风情剧，而是凭借带有“江湖气”的人间烟火和鲜明的上海腔调，扩充了王家卫以往电影中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为核心想象的文化表征，并由此高调进入由《孽债》《股疯》《夺子战争》《美丽上海》《团圆》《请你记住我》《爱情神话》等多部影视作品，组成的当代上海现实主义叙述脉络。

　　内容之外，《繁花》的好看，还要归功于王家卫独特的美学风格。英剧、美剧里常见以电影技艺拍摄的电视剧，国产剧中适合大银幕播放的几乎没有，《繁花》算占有先机。

　　整部剧集王家卫都坚持单机拍摄，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极力展示光影交错中人物的细微表情和容颜之美。作品还使用了大量的运动镜头、特写镜头、慢动作镜头，加上错位剪辑、抽帧画面，尽显上海“腔调、色调、情调”的美术设计，以及造成间离效果引发观众思考的黑白字幕、富有年代感又符合人物情感发展的时代金曲。

　　形式服务于内容，这些电影技法共同演绎了王家卫作品一以贯之的，“人、景、情绪甚至思考、记忆”相互交融的声画景观。

　　作为年度开篇爆款剧集，《繁花》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努力兼顾市场和艺术，另一方面在于有效表达符合大多数人情感结构的时代记忆，还在于迎合了短视频时代的观众欣赏习惯和传播方式，无论金曲配合的剧情，还是戏剧冲突最激烈的片段，都可以单独截取作为小视频再次传播，而这一点也加剧了《繁花》的“破圈”。

　　电视剧虽然收官，但剧中出现的上海街区、泡饭、排骨年糕、宁波红帮裁缝的定制西装、和平饭店套房等等，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引发追捧，上海话、上海腔调、上海书写、上海精神也再次成为文化热点。

　　《繁花》还穿插了多个故事发生当年拍摄纪录片片段，它的野心不仅停留在成功改编一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长篇小说，还要描绘一个充满干劲和昂扬精神的时代，而指向未来的回望过去，更是为了激发富有能动性的历史能量。

　　繁花落处现空门，阿宝孑然一身兜兜转转似乎回到起点，然而正如普希金所说，“一切都终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故事开篇，宝总形容1992年“霓虹养眼、 万花如海”，故事结局，阿宝和发根的儿子在川沙种植粮食和希望，等待时代大潮中另一个弄潮儿故事的开端。

　　王家卫回应有观众认为《繁花》色彩过于绚烂、街景过于繁华，解释是从当年人的感观出发。人们对于差异性的新生事物，第一印象总会夸大某些细节，回忆亦是如此。而围绕剧集引发的时代回忆，有效打破了长期以来，不少文艺作品中上海人功利、精明、冷漠的刻板印象。

　　《繁花》定格时代记忆，续写上海传奇，重申了“信用至上、情义无价和敢为人先、海纳百川、重规则、做实事、精益求精、开放、自强”的上海精神、城市品格。剧集落幕，从质疑、理解到回味，不知不觉那个观看的人已然在某些方面被改变了。所谓绕梁三日，大抵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