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珀西·L·小格里夫斯（Percy L. Greaves, Jr.，1906~1984）教授1969年6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研究中心所做的七场讲座的第二讲“价值在人之行动中的作用（The role of value in human action）”。讲座文稿在1973年冠之《理解美元危机（Understanding the Dollar Crisis）》的书名出版，Mises于1970年9月16日为此书专门撰写了《序言》。Mises在《序言》中称赞道：“这七篇讲座不仅仅是经济学教科书的替代品。它们的内容要远比一本教科书丰富得多。它们是分析和解释有关经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体系、方法与措施之意义与效果的一种尝试。”而这第二讲，在我看来可谓是截止目前所见到过的对“价值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的最佳讲解（尽管也有一些瑕疵）。因为它澄清了所谓“等价交换”之观念的荒谬，进而清晰深刻地阐明了所谓“价值悖论”这个经济学历史上的最大谬误。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等价交换这样的事情。正是因为价值的不相等，或者说交换双方的价值评估存在的差异，才使得双方进行交换成为了可能。所谓价值，是人们或个体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者心中想象的东西之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贸易或交换行为之所以会发生，乃是因为双方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与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两者之主观评价不同。可以说，贸易或交换行为的本质是双赢。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之核心要义与本质属性。否则，贸易无从谈起，交换行为无从发生。而强买强卖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只是使贸易或交换行为的局面复杂化，并没有改变其双赢的基本特征。诚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见《史记·货殖列传》）。希望本译文有助于读者从根本上破除对“等价交换”的迷思，并进而摆脱那个无中生有之“价值悖论”的困扰。】

　　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只是见仁见智的一些看法——质疑经济学家们的“价值”。当人们生病了或者他们的身体遇到麻烦时，他们就会去看医生。他们向医生请教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他们会吃下医生给开的无论多苦的药、付钱给他并道谢。当同样的这些人遇到经济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很少会请教经济学家。当他们去请教一位经济学家而他告诉他们一种流行的开销将产生不良的后果时，他们对他的忠告不屑一顾并且称他为“人民的敌人”。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暗示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让他既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个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位经济学家很受对经济学并不了解的那些人的欢迎，那么，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建议是不靠谱的（his advice is not sound）。

　　今晚，我们将探讨经济学的一段历史，这个阶段与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息息相关。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充分地理解价值在人之行动中的重要性与意义。这种无知源远流长。在提出如果要拯救我们的文明就应当变得更受欢迎的立得住的理论（the positive theory）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探讨一些流行的谬误。还是让我们回到上一讲停下来的地方吧！

　　所有的生活都是变化的。对人类而言，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通过选择来谋求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交换我们更喜欢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或者官僚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更喜欢的。我们的那些偏好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Our preferences are our values）。它们提供给我们一个指南，而这个指南将引导我们所有有目的的行动。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会面临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

　　我们的困境有部分可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B.C.384~B.C.322年），在其著作中的一些旁白处（in some asides in his books）他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观念，即现在很多人都还把它作为绝对真理（gospel truth）接受的观念——唯一公平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之观念，或者反过来说，等价交换是唯一的公平交换之观念。这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它却包含与价值、贸易与交换有关的很多谬误的种子。

　　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却被很多人多年来所持有。如今它还在被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持有。它应对大量存在的那种反对利润与那些成功商人的情感负责。人们的普遍感觉是：只有以牺牲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利润与商业上的成功才可能获得。在大众的心目中（in the popular mind），它似乎遵循的是：就像白天之后是黑夜一样，如果有人获利，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受损。

　　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错误。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蒙田（Montaigne）。我的伟大导师Mises称之为“蒙田教条”。蒙田——他生活在十六世纪——曾经在其著名的随笔中写道“Le profit de l’on est le dommage de l’autre”。翻译过来，这句话说的是：“一个人之所得乃是另一个人之所失（the gain of one is the loss of another）”。这种思想过去很流行，现在也很流行。

　　它甚至被伏尔泰（Voltaire）所推广普及。1764年，伏尔泰写道：“要成为一名好的爱国者就意味着希望自己的社会共同体（国家）将通过贸易得到财富和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来获得权力。……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国家除了靠另一个国家的不利地位之外就不可能得到好处，除了靠让其他人民遭受痛苦之外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不得不按照或者接受这样的观念——即生活中得到的所有收益都一定是来自于其他人的苦难——来生存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但是，这就是很多人在面对其他人的成功时所想到的东西。在经院哲学家的时代（in the times of the Scholastics），甚至那些虔诚的christian都持有一种从未改变的“公平价格”与“公平工资”的观念。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持有这种观念。他认为，如果生产“A”花费了一个小时、生产“B”花费了两个小时，那么，接下来两个单位的“A”就应当总是等于一个单位的“B”和总是与一个单位的“B”相交换。按照这种观念，任何其他的交换率都是“不公平的”。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几乎就没有澄清过这一谬论。就连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之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在其1776年的伟大著作中也这样说：“劳动是对所有商品之交换价值的真正的测量标准。”通过这一点他是想说，就像早期的支持“公平价格”的那些人一样，存在一个计算等价交换率（equal exchange rates）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就是生产被交换的东西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任何其他的交换率都会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而偏袒一方。

　　当然了，这与蒙田教条是相一致的：如果某个人很富有，那么，他一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才变得富有的。这也是大多数人对那些在服务大多数人的过程中变得富有之商人的态度。遗憾的是，这也是很多早期的经济学家们的想法。

　　亚当·斯密之后是大卫·李嘉图，他生活在1772年到1823年。在他的《politics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李嘉图写道：“自然价格”——我在这里要强调“自然的”这个词，因为这是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所有人都相信存在不可能为人们所改变的自然法则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得劳动者在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和延续其家族所需要的价格。……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养活劳动者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与便利设施的价格。”

　　这只是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是投入其生产的劳动量这个一般规则的一种具体应用。李嘉图认为，这意味着劳动本身的成本一定是产生和维持连续不断的劳动供给所需要的财货之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成本。这就是李嘉图所谓的劳动的自然价格——对于这种价格，李嘉图认为工资率总是趋向于固定的。

　　然后，他继续在下一页定义市场价格。他写道：“劳动的市场价格是为它所实际支付的价格，这一真实的价格来自于供给与需求之比例的自然运行；当稀缺时劳动是昂贵的，而当充足时劳动是便宜的。无论劳动的市场价格可能偏离其自然价格多少，就像那些商品一样，都有一种与自然价格相一致的趋向。……然而，在高工资会带来人口增加的鼓励之下，劳动者的数量是增加的，这时工资就会重新回落到其自然价格，而且实际上有时还会因反作用力而降到自然价格之下。”

　　这与如下想法是一致的，即当某种东西的生产太多时，竞争就会使它的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接下来，商人们将减少生产，并且价格也会趋向于升至它的“自然价格”。李嘉图认为这些原则同样地适用于劳动。当那些雇主支付比工人们为生存和养育下一代的工人所需要的更高的工资时，工人们只会把更多的孩子养育到工作年龄。然后，当这些额外增加的孩子们（these additional children）成为工人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将使他们的工资朝着“自然工资”而下降，有时甚至会低于“自然工资”。这样一来，一些工人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被淘汰，这些方式可能是战争、饥荒或者一些流行病。

　　这就是古典学派的哲学。这就是他们关于劳动、工资与价值的观念之本质。在那些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婴儿和儿童都从未活到成年。事实上，据报道，有位英格兰的贵族在他自己之后给他的六个或七个儿子起名字，全都用的是同样的名字，其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够活到成年和延续他的名字。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观念却呈现出一个非常非常暗淡的前景。它意味着：也就是根据马尔萨斯的学说，人口的任何增加都只会产生极大的苦恼。它意味着：在Capitalism的市场体制下，试图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或生活水平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你提高了他们的工资，那么，它们最终只会是必定被降低，并且导致巨大的痛苦和很多的死亡。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的想法。

　　他们还有他们所不能解决的其他问题。当然了，这其中就有那个关于价值的“大悖论”。铁及其制品对人类来说要比黄金更有用，但黄金在市场上却是更有价值的。这一事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所不能理解或解决的一个悖论。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黄金以一个比铁更高的价格出售，而铁是一种更有用的金属。他们的著作没有解决关于价值的这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都深陷于劳动价值论——即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投入其生产的劳动时间之价值这个观念——的泥淖之中。

　　这就是当Karl Marx登场时的经济思想之状况。他的Das Kapital完全是建立在这种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在Das Kapital的第一卷中，他写道：“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The value of labour power）取决于其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因此也取决于其再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劳动力只是作为一个活着的个体的一种属性而存在，因此它是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的。一个活着的个体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生存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必需品。因此，劳动力的生产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就变成生产这种生存之必需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换言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其所有者生存所需要的必需品之价值。”

　　这与当时那些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所讲授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我们都会倾向于把这件事过多地归咎于Marx。他后来在试图捍卫这种劳动价值论时还有他的种种烦恼。然而，当他出版第一卷时，他不过是采用了当时一流的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价值理论。在这种劳动价值论之下，工人可能改善他们在市场社会中的状况是没有任何希望的。Marx认为，在Capitalism制度下，富人将会变得更加富有和数量更少，而穷人则会变得更加贫穷和数量更多。有了这种谬误的观念，Marx和他的追随者反对市场社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寻求把推翻它作为改善大众状况的唯一途径。这些观念，包括劳动价值论，是我们现如今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它们也在其他国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