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广府人将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融入服饰文化中：为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岭南服饰自古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自然、简单。

　　秦汉以来，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又融入了多元文化的精髓。特别是近代以来，经济的发展及对外开放的眼界让广府服饰走在了服饰变革的前沿。

　　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厅内，志愿者讲解员李思拓身着汉代宫廷舞女服饰，深衣交领，束腰长裙，显得既庄重又婀娜。更引人注目的是她梳的发型——南越特色的螺髻，优雅而别致。

　　早在史前时期，岭南先民便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他们就地取材，利用石拍工具长时间拍打树皮纤维，制作出别具一格的“树皮布”，适宜在温暖潮湿的岭南穿着。

　　这种独特的服饰材料，与同一时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服饰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50万秦军南下初到岭南时，他们所见的越人形象充满了原始而自然的气息：越人赤脚，常披散着头发或将头发梳成椎髻束于头顶，面部、身上、臂膀、大腿上文有图案，身着“贯头式”衣服——一种将布剪个洞、从头套入的简易服装。

　　秦汉时期，中原人移驻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1983年出土于广州南越王墓中的铜印花凸版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织物印花工具。

　　别看它尺寸迷你，零件数量也仅有2个，印出的花纹却细致玲珑，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熟练掌握了版印技术。

　　“关于风雨衣的起源，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源自英国某品牌。实际上，最早的风雨衣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南越国时期。”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孙恩乐说，早在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人们就展现出了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适应能力。面对潮湿多雨的气候，他们巧妙地利用植物油涂抹在织物上。

　　这种古老而实用的工艺一直传承至今。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屈汀南收藏的岭南服饰中有一件初年的深色大圆襟防雨大披，便是这种古老工艺的传承和延续。

　　秦汉以来，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大量渗入越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着岭南原住民的衣、食、住、行，木屐即为其一。

　　在中原服饰习俗中，访友赴宴时通常只能穿履而不能穿屐，因为穿屐被视为仪容轻慢、没有教养的表现。

　　但在南朝，这种观念被打破，文人士庶纷纷穿上了木屐，这种习俗也被移民带到了岭南地区，并在当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木屐在广府地区变得更加流行。

　　木屐的式样繁多，如棕面木屐和棉布白身木屐，后者上面还绘有素色、彩漆的花纹或绣花纹样。若是从功能性出发，木屐还分为晴用和雨用。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详细描述了广东穿屐的式样和穿着方式，提到了婢女和士大夫都爱穿木屐，尤其是在浴后乘凉时。

　　隋唐是广府服饰的转折时期，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北方移民带来中原服饰文化，一方面唐朝时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繁荣的对外贸易带来异国的礼俗与服饰，岭南服饰文化在碰撞、交融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同时，禅宗思想深入人心，对广府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广府服饰逐渐展现出实用、低调且平淡中见精华的特质。

　　唐代，广州男子穿袍衫、戴幞头，有时还会在幞头里加一条“巾子”作为装饰。女子的服饰更是万紫千红，官宦人家的妇女，上着短襦或衫，长裙腰上可至腋下，用绸带束扎，宽大的下摆拖在地上，正可谓“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广府人以开放、兼容的心态接纳了蕃商的异域习俗，受其着装风格影响，甚至有人开始戴白巾、着白衣，以至于外地来的人难以分辨广府人红白喜事时的着装差异。”孙恩乐说。

　　隋唐以前，广东出口海外的丝织品大多来自中原及巴蜀地区，至唐朝，广东本地纺织产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销往日本的“广东锦”大受欢迎。

　　广绣发展至明清时期名扬世界，西班牙人在广州定制的广绣大披肩（又称“马尼拉大披肩”）精美绝伦，远渡重洋，成为欧洲女性臂弯间最时髦的点缀。

　　此外，集翠裘作为岭南唐代最高工艺的鸟羽衣，其制作技艺令人赞叹。这件皮衣用百鸟羽皮精工缝制而成，巧夺天工，稀奇而华丽。

　　《太平广记》中记载狄仁杰智夺集翠裘的故事，不仅展现了这件皮衣的珍贵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广府人对精湛工艺的追求和珍视。

　　丝织物是官僚贵族的享用品，广府平民百姓衣服则多用土布缝制，称为“卉服”。岭南人巧妙地利用当地丰富的草本植物纺布，用树皮或叶子织成芒布、红蕉布，用植物的花织成桐花布、琼枝布、婆罗布。

　　白居易诗曰：“战舰犹惊浪，戎车未息尘。红旗围卉服，紫绶裹文身。” 形容岭南人身着卉服战袍与红色战旗交相辉映；或将紫色的丝带系在腰上，裸露上身文身的装束，极富地域特色。

　　明中叶以后，广东养蚕业已从唐宋时的每年五收发展到每年七收、八收，纺织业更是成为全国的中心之一。

　　我们能从明代人绘制的《陈献章坐像》一窥当时广府士人的服饰风貌：这位岭南大儒所穿的直身款式民服，斜大襟、袖长过手、衣长至脚面，再配以腰间的丝带，整体造型与道袍颇为相似，既体现了广府服饰的实用与美观，又展现了士人阶层的儒雅与风度。

　　这种裙子前面平展无褶，左右则打细褶，甚至多达上百个。位于广州东山梅花村的戴缙夫妇墓的周氏白棉布裙便近似这种百褶裙的款式。

　　此外，女子还流行穿“凤尾裙”和“月华裙”。“凤尾裙”形似凤尾，用多条绸缎逐条拼接而成，每条绸缎上都绣有花鸟图案，并在两边镶上金线，华丽高贵；“月华裙”则用料10幅，每折各1色，轻彩淡描，飘动时色如月华般清新。

　　张爱玲曾在其名篇《记》里写道：“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

　　在盛行于十三行时期的外销画画家的笔下，广府地区民间女子上衣基本款是大襟衫，长至膝盖，宽松舒适。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女子都爱穿，只是在材质和装饰上有所区别。

　　一位广州女士。妇人穿着橘色大挽袖长衫、绿色滚边百裥裙，外搭对襟滚边红色暗花长背心，足登弓鞋。（《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

　　富贵人家的小姐衣襟、袖口和领子都有滚边镶嵌刺绣，讲究“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以镶滚道数越多越为富丽，镶滚之外，还要绣上精致的花鸟图案，甚至镂出“福”“寿”字样，制作工艺十分复杂。

　　模特们身穿德国设计师凯瑟琳·冯·瑞星博（Kathrin von Rechenberg）设计的现代香云纱服饰，衣袂时而随风而动，时而自然垂立。

　　她感叹：“当你真正爱上香云纱，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的丰富中国文化。” 为了追寻这份热爱，她决定留在中国。

　　“荔熟蝉鸣云纱响，蔗浪蕉风莨绸爽”，香云纱触感爽滑、穿着凉快，且会随着时间慢慢褪去涂层，露出褐黄底色，因此穿洗越多越久，便越柔软值钱，有“软黄金”的美名。

　　一件香云纱制作的旗袍，是许多女性衣柜里必不可少的珍爱之物。彼时，以宋家三姐妹为首，著名作家张爱玲、“女中豪杰”史良等都对香云纱颇为喜爱。

　　清末民初，香云纱创造了广东丝织工业史和丝绸贸易史上的辉煌历史，仅1922年，莨纱绸创汇约万两白银，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

　　受外来文化影响，西方服饰在广州、香港等港口城市迅速传播， 官绅、公务员、学生等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开始购买、西装等成衣。

　　“现在服装短宽窄的变化速度，就像电灯线年发表于《广州日报》的一篇文章曾如此调侃，可见当时民众服装变化迅速。

　　我们经常能在电影里看到富家子弟、侨商及官员在长衫内穿西式衬衫、西裤，脚上穿皮鞋，头上戴西式礼帽，配上墨镜、拐杖和洋怀表，新潮旧式，中西混搭。

　　那时，西装和礼服等都被叫作洋服。据《广州市志》载，清光绪十四年，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今六二三路）一带便有多家洋服店开设，其中有名的是信孚成记和元祥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西服店过百家，以昌兴街、新民路、永汉路（现北京路）最为集中，为人们量体定制西装。

　　当时做一套西装快则三天，慢则一个月，人工费要花去几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数月的收入，可销路依然很好，有些客人甚至特地从香港过来订制。

　　昌兴街的“金陵洋服”和下九路的“信孚行”是最出名的两家西服店，有意思的是，“信孚行”的老板邓月波不仅精明能干，还会讲英语。

　　“广帮”裁缝以精益求精的做工质量、中西结合的独特设计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即使在当时的上海也能与“苏帮”裁缝平分秋色。

　　觉得长袍马褂过于保守，西装又过于西化，未能充分反映时代特色，孙中山于1923年提出了自己的设计理念——“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既要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又要适合世界潮流主张。

　　黄隆生自幼旅居越南，先学做鞋，后学裁缝，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裁剪师。他根据孙中山设计要求，裁制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黄隆生参考西欧猎装和日本服装式样，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风格，设计缝制了新式中装。

　　孙中山本人对中山装的大力倡导，使这种服装迅速流行起来。中山装成为政府官员的标准服装，并进一步推动了其在社会各界的普及。

　　这些服装的设计注重简洁和实用，年轻女学生和进步女性穿袄裙时，不施花纹，不戴饰物，此装束被当时社会视为接受新文明、新知识的象征，而“倒大袖”上衣是其中代表。

　　“倒大袖”上衣多为大襟紧身短袄，衣摆呈圆弧形，衣袖长至肘，喇叭形的袖子中露出纤纤素腕。白色或黑色的裙子大多长及脚踝。随着时间的推移，裙子的长度也逐渐变短，有的甚至略盖过膝盖，露出小腿。更大胆的一些则穿上了披风、马甲、大衣、西装，以服饰体现女性对平等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一开始，旗袍腰身宽松，袖长至手腕，衣长至足踝以上。随着西式收腰装袖等工艺的引入，直筒旗袍退出江湖。

　　然而，时尚总是不断变化。起初，无领旗袍流行，1921年立领旗袍再次流行。到了1934年，大高领旗袍盛行，其领型独特，两端高而中间较低，形状酷似马鞍，因此广东人称之为“马鞍领”。

　　高开叉旗袍流行了两年就变了，衣长也忽长忽短，长时及地短时至膝，唯一不变的就是袖子越剪越短，最后无袖旗袍大行其道。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广州再一次站在潮头。上世纪80年代，每当黄昏降临，西湖路上灯光璀璨、人潮汹涌。

　　不宽敞的马路两旁数百个摊档，每个摊档拉一根电线亮起一盏电灯，卡式录音机里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简易的木板上摆着琳琅满目的新潮商品：香港流行的喇叭裤、牛仔裤、镜等时尚服饰。

　　据他回忆，西湖路夜市大约7点30分开始，摊主们7时就做好了准备，随着管理员的一声哨响，大家便推着车子冲去抢占摆摊的好位置。

　　西湖路夜市的灯光熄灭不到五个小时，凌晨5时，距离西湖路数百米的高第街热闹了起来，档主用竹架、铁架在街内搭起300多个简易的摊档，两旁都是店铺，街道中间是用铁丝隔开的“车仔档”，沿街的铺面背后几乎都是家庭小作坊，前面红红火火做生意，后面直接制作、缝补。

　　高第街的名字迅速响遍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北京秀水街、武汉汉正街，都是学习高第街的商业模式后才发展起来的。

　　香港市面上刚有新款流行，过不了两天，西湖路夜市和高第街档口就会有同款出售。比如，蝙蝠衫、踏脚裤、镜、喇叭裤、花衬衫等，都是先从广州出现，然后一波又一波向全国辐射，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

　　作为广东率先对外开放的产业之一，从最初的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图制作和补偿贸易，到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再到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本土设计师，广东服装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

　　除了引进众多香港企业来珠三角投资办厂，世界50多个服装名牌的生产基地在广东各地扎根，牛仔裤、衬衣、皮衣、羽绒制品、帆布制品销往世界各国。

　　广东服装产业和品牌日益壮大，广州、东莞的西装设计制作和管理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广东的服装生产形成特色，以广州和虎门物流为主体的完整纺织服装产业链逐渐形成，面向全国的时装批发和零售销量独占鳌头。

　　“广东的服装产业，强在完善的集群与产业链，是设计师的大舞台！”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广东设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姿含来自北方，对她来说，大学毕业后到东莞发展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她设计的一款黑色长裙，短短三个月就为老板带来了几千万元的收益，这不仅是她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广东服装产业链成熟的体现。

　　凭借对流行服饰规律的敏锐洞察和对本土审美追求的深入理解，他们将广绣、潮绣、香云纱、马面裙、汉服、扎染蜡染等非遗技艺融合时尚，用中式美学传递东方之美、展现技艺之精、奏响文化华章，创造出了具有南派特色的服饰风格，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欢迎，还在国际时装界崭露头角。

　　在珠江边番禺新基村一个车间里，印花机开工转动着，“我们提前设计了布料印花样板，市场上一旦有订单，工厂就下单给我们，完成面料印花后发给成衣工厂生产。” 制衣厂老板李先生说。

　　接到订单后，乘地铁前往海珠布匹市场进料，单程仅30多分钟，当天即可开工；几天后，制好的成衣装上小货车，分发至三水、肇庆的仓储厂房，一桩生意就这样“极速”完成。

　　尤其是在番禺南村镇，塘步东村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上千家服装工厂，一栋四层小楼内可能就集齐了压折、缩水定型、针织等环节的厂家，上下楼、左右邻拼起了一条全产业链……工人、厂房、原料和客户都能在这里迅速获取。

　　“小订单，平价格，高周转”，每天，大量市场需求从全球各地涌来，强大的供应链让广州服装制造业呈现出“小”“快”“省”的特点，能快速响应时尚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即时化趋势。

　　一旦测试款服装在平台上火起来，后端工厂就能迅速跟进生产补货，可短时间内将需求转化为产品，若不达预期则中止生产。

　　“广州是中国最大的纺织服装交易中心，依托‘世界工厂’腹地和完善的供应链，一批企业成长为‘世界级’品牌，再次书写广货新传奇。”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韶通说。

　　从远古时期至当代社会，广府纺织品、服装、配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凭借南方独特的人文地理和海上丝绸之路优势，广府服饰自成体系。

　　炎热潮湿的岭南，先秦越人就地取材，制作出别具一格的“树皮布”，穿着“贯头式”衣服——一种将布剪个洞、从头套入的简单服装。

　　中原汉族服饰与南越族服饰交融发展，繁荣的对外贸易带来海外服饰元素，岭南服饰文化在碰撞、交融中发展，广东锦、广绣、香云纱远销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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